疫情給出版業數字化轉型再擂戰鼓

發表時間:2020/3/2   來源:中國科學報   作者:李蕓
[導讀]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開放所有中小學教材教輔,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知識服務平臺免費開放1300余種電子圖書資源,北京大學出版社開放了博雅講壇App上的多種數字教材,當當網云閱讀平臺聯合各大出版社,給全國讀者免費開放電子內容……

新冠肺炎肆虐期間,民眾被困在家中足不出戶。如何度過這漫長的困守時間?

一時間,傳統出版機構紛紛向公眾發放“大禮包”——開放數字資源,而且是免費的!

比如,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開放所有中小學教材教輔,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知識服務平臺免費開放1300余種電子圖書資源,北京大學出版社開放了博雅講壇App上的多種數字教材,當當網云閱讀平臺聯合各大出版社,給全國讀者免費開放電子內容……

面對這些本來定價不菲的“免費精神午餐”,讀者會如何享用?免費浪潮對出版機構的未來發展會有什么樣的影響?近日,《中國科學報》就相關問題,采訪了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副總編輯、上海中版圖書公司董事長劉佩英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:您在百道網發表文章《內容免費浪潮,出版業正在進行一場變革?》,應該是最早關注到這場疫情中內容免費現象并進行探討的出版人。您是如何看待疫情之下出版機構的免費浪潮的?

劉佩英:面向公眾免費開放自己的數字資源,并不是新鮮事物,但是如此大規模地一致開放,勢必會影響出版業的下一步發展。

首先,這是出版業實踐社會責任的應有舉動。大疫當前,各行各業都在發揮自己的行業優勢,就像醫院送去醫生、工廠送口罩、菜農提供蔬菜一樣。出版機構的行業優勢就在于知識和精神方面的幫助和指導,因此,當社會需要的時候,免費為大眾提供方便易得的知識產品,是應有之舉。

其次,免費浪潮,也體現了我國出版機構的大局意識和大我情懷。出版機構畢竟是市場主體,有生存壓力,而版權是出版社的核心資源。企業能大規模地免費開放自己的核心資源,是了不起的高尚行為。我想提一下,這也體現了我國出版機構國有性質的優勢。

最后,我認為免費的背后邏輯,其實是一種商業行為。出版機構作為市場主體,會抓住每一個商機。疫情之下的免費開放說到底,是一種自救,是一種業務低潮時的力量積聚,是對未來市場機會的開拓。在市場效益方面,一方面可以宣傳自己的產品,讓產品和品牌形象得到更多曝光;另一方面也能贏得更多的讀者注冊登錄、成為會員,提高獲客率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:據媒體報道,僅北京的出版機構就有百余家免費開放數字資源,而近段時間公眾的關注度可能更多被疫情牽引,面對這么豐厚的“大禮包”,讀者反饋如何?

劉佩英:內容免費開放的效果如何,從社會效益來講,肯定是很好的,這對大家平穩度過疫情、提升自我、精神滿足方面都有重要作用。但對于每一個開放的產品,到底有多少使用量或者說下載量;每一個開放的出版機構,到底觸達了多少用戶,目前,我還沒有看到具體的調查數據,不敢輕易下結論。但從我跟出版界的朋友交流中,能感覺效果應該算是涼熱不均。有一些剛需內容,比如大中小學教材、抗疫防疫的科普圖書,等等,下載效果就非常好。此前這些出版機構自己的官網關注人比較少,這次免費之后,注冊人數翻倍,用戶擴大,這算是一種很成功的營銷。而其他的一些普通大眾讀物,非剛需的,效果就一般。

我希望,有條件的文化產業研究機構,在本輪免費開放熱潮中,對用戶的使用規律、使用效率、使用效果做一個調查。電子書、視頻音頻內容、數據庫、知識服務平臺,這是大多數出版機構已經在做的工作。但是這些內容是否符合客戶移動端的使用需求,還要做進一步研究和改進。現在有些內容就算免費開放,都不一定有人愿意用。如果能從這次大規模數字產品免費暴露在市場中的現象中,探索出一些數字產品使用規律,就能幫助出版機構走好下一步的數字出版之路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:這段時間不少出版社緊急組織與疫情相關的健康、生活類圖書出版,并采用電子首發的形式,您如何評價?

劉佩英:在疫情暴發的時候,迅速、第一時間出版指導民眾防疫抗疫的圖書,是出版社的使命所在。網上自然也有相應的一些信息,但是,出版社出版的圖書,更權威、更系統,因此,更有指導價值。采用電子首發,就是希望能破解紙質出版流程慢、傳播慢的劣勢,讓有用的信息盡早到達讀者手中。

但是現在也存在一些問題,比如很多出版社一窩蜂都去做防疫知識的圖書,內容大同小異,醫學科技類出版社有醫學出版基礎,出版這些圖書有優勢,一些非專業出版社也為了體現存在感,而出版這些科普類讀物,就有些資源浪費了。另外,從現有的出版物看,其內容深度和廣度還可以再挖掘,現在的視角多為防疫科普類,那么,是不是也可以從歷史、管理、法律、統計學等社會科學角度去開發一些讀物呢?

《中國科學報》:這次疫情會對出版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?

劉佩英:這次疫情給我們傳統出版人再次敲響了警鐘,擂響了數字化轉型的聲聲戰鼓。疫情之下,書店停業、物流不通、學校不開學,紙質圖書的銷售一片迷茫。而手機移動端則進一步成為民心之所系的地方,攻占了民眾的信息獲取點。出版社已經在采取行動,紛紛“觸網”,如開始重視視頻薦書、視頻賣書。

疫情之后,我認為一方面,出版社會更加堅定“精品出版戰略”。另一方面,就是尋找新出版之路,即做更好的電子產品、數字產品,做知識服務平臺,做垂直領域專業平臺。

出版業的數字化轉型會更加迫切。對此,我有三點預測:一是出版機構的云上辦公系統會進一步完善。有些出版機構很早就有完善的線上辦公系統,這次居家辦公效率就會很高,基本不影響業務流程。而有些中小社就相對發育不良,線下流程仍然繁瑣緩慢,居家辦公后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,會促進其下決心完善自己的線上辦公系統種種暴露出來的問題,會促進其下決心完善自己的線上辦公系統。

二是很多出版機構會建立專業團隊來開發數字產品。專業的事情,要有專業的人來做。以前有的出版機構因為數字出版的收益很小,可有可無,都是紙質編輯兼著做點工作。這次疫情會讓有些出版機構下決心引進做數字出版產品專業團隊,而不只是讓傳統圖書編輯簡單轉型。

三是這次免費浪潮會讓一些出版機構好的數字平臺脫穎而出,比如清華大學出版社的文泉學堂知識庫,中國農業出版社的“智匯三農”農業專業知識服務平臺,以往可能受關注不多,這次在疫情下就“跳出來”了。當然這與他們內功早已修煉得好有關。知識庫權威、準確、系統、全面,能夠幫助某一個行業或者領域解決實際問題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:早在本世紀初,就有言論稱電子書將替代紙質書,而實際上近20年了,紙質書發展態勢還很好,這次疫情會影響二者的發展嗎?

劉佩英:電子書和紙質書是相愛相殺的一對,因為實際上他們只是形態不同,內容大部分是沒有差別的。這些年,你會發現紙質書不但市場規模在增長,而且做得更漂亮、更精致了。

但是,我們所說的出版數字化轉型,絕對不是紙質書的電子書化。電子書只是數字出版的一種,或者說最基礎的一種。就目前所論,數字出版主要是指生產、傳播適合移動端閱讀和視聽的內容。各種繁復的數據庫、知識服務平臺,也是需要移動端的接口,否則難以稱為真正的數字產品。

這些年觀察下來,我認為,從本質上講,圖書出版和移動端內容出版,它不是一個行業,而是兩個不同的行業。二者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,完全不同的市場邏輯,完全不同的營銷方法,完全不同的成本結構,完全不同的用戶類別,這就需要我們的從業者,有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完全不同的素養和技能。

說實話,要我們傳統出版社轉型做數字出版,挺難的。未來數字出版到底是由傳統出版人來承擔,還是由另外行業的人來承擔,比方說互聯網從業人員或者教育培訓行業人員,現在還很難說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:對于傳統出版機構來說,如何基于自己的內容開發數字出版呢?

劉佩英:雖然數字化轉型很難,但不能說就不可以有所作為。

首先要整合資源,比如說根據出版社的內容優勢,把相關行業的知識整合在一起,就某一個知識領域打造獨有的、完整的知識體系。在形式上要碎片化,在風格上要人性化,在供給上要持續化。

其次,要學會用聲音和畫面講故事的能力,要學會運用場景。圖書是靜態的,但移動端是動態的,用戶獲取的習慣會大為不同。

再次,要有互聯網營銷的能力。市場在哪里,用戶在哪里,營銷就要做到哪里。因此,如果用戶都在互聯網上,而我們仍然熱衷于在線下搞各種活動,就屬于是自娛自樂了。

當然,不管怎么樣,最重要的是傳統出版機構要有開放的心態,要敏銳關注外界和行業的變化,不能像鴕鳥一樣,把頭埋在沙里,面臨困難和轉型的時候,說看不見,我什么也看不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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